“既然爱卿认为顾炎武能胜任，就选他吧，不过，从欧罗巴运过来的书籍没有挑选，包罗万象，要短时间把全部书籍翻译成汉文不太现实，朕看可以先限制翻译的书目，从基础学科开始，以补大明在基础学科方面不足，其它天文地理、小说戏剧、哲学等，以后再翻译不迟。”

“是，臣明白了。”樊跃应道。

对西方书籍进行翻译，王福并不是首创，早在万历三十五年，西历1607年，徐光启和利马窦就合作翻译了《测量法义》一书，后来一发不可收拾，徐光启、熊三拨、李之藻、傅泛际、王丰肃等人展开了对西洋书籍的大规模翻译活动，或独立，或与人合作，数十年时间，分别有《表度说》、《泰西水法》、《几何原本》、《同文算指》、《寰有诠》……等七千余册书籍被翻译成汉语，可谓规模宏大。

只是翻译这些书籍的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虽然都是官员身份，他们在朝中权利却不大，自然也成不了主流，这些翻译过来的大多数书籍都只有小规模刊印，对于当时的士子来说影响不大。

直到弘光七年，朝廷大兴教育后，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了《几何原本》、《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》等书籍的内容，这些翻译的书籍才开始得到了较多关注。

如今大明要翻译的书籍不是数百，数千，而是数万、数十万，同文馆自然也不能小打小闹，任命顾炎武作为同文馆馆文之后，朝廷开始下旨招募翻译人员，首批即招募了二百余人，这些人当中，除了大部份是大明士子外，还有五十多人却是欧洲人，其中包括毕方济、瞿纱微、南怀仁等人。

此时舰队归来的热潮尚没有散去，借着同文馆对欧洲书籍大规模翻译的东风，报纸也选出了一些正在翻译的书籍进行连载，其中介绍地理、风俗的一些书籍得到了百姓欢迎，而介绍科技基础的书籍则得到学生和技工们的欢迎，刚刚正要散去的欧洲热潮重新火热起来。

《大明皇家日报》适时推出评议文章，文章主张“时移事易，与时俱进。”眼下大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，也是前所未有的变局，儒家文化应有兼收包容之心，将一些过时的理论剔除，对儒家文化再进行定义，最后提出“新文化，新儒家。”的口号。

随着大明工业化的推进，儒家当中的一些文化已经开始逐渐不适应，不少人早有所觉，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“土农工商”的分类，儒家对于奇巧淫技的轻视等等，只是没有人系统的提出来，这篇文章无疑是首次提出要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造。

《大明皇家日报》一向是朝廷的喉舌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，在士子心中引起激烈震动，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反对者对此捶胸顿足，若不是《大明皇家日报》后台强硬，恐怕早被人砸了或放火烧了。

第429章 到东方去

支持者则对这篇文章拍手叫好，不少人很快在报纸上写文支持，一时之间报纸上满是《新生活，新儒家》的口号，反对者看出不妙，也开始在报纸写文，报纸顿时热闹非凡，充斥着辩论双方彼此相反的观点。

对于报纸上的论战，王福并没有作太多干涉，没有后世持续二百余年文字狱的阉割，儒家文化还有很大的自我修正能力。最主要的，由于大明的重新崛起，华夏文明有着强烈的自信，并不象后世那样需要对西方文明俯首崇拜，放眼四顾，华夏文明已领先周边数千年之久，如今同样领先于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欧罗巴，使华夏文明充足的底气进行自我修正。

其实这种修正在王阳明主张心学时就已经开始，从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到如今顾炎武等人提出的“经世致用。”无一不对理学进行了批判，这些思想无疑对于当前进行的工业发展有极大好处。

报纸上的辩论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分出胜负，只是新思想已经占据了上风，经过一番换血，大明官员多出自于官办学校，他们对于新儒家的提法接受很快，大明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。

弘光二十五年时，电报已经铺满了大明的各个县城，做到了县县通电报，一些发达的地方已经通到乡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