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一百多万的军士，想要安抚便是个大问题，缺粮少饷下，哗变不是稀罕事。

而辽国的军制、习俗，除了最精锐的御帐亲军有俸禄之外，其他军队皆需自带干粮出征，靠掠夺敌国提供收获。

柴宗训道：

“为政之道，无论何时当留有余地，一国财政若出现入不敷出，想要扭转便大为不易。

太傅所议军事上须压倒性的占优势此点，朕是认同的。

传朕旨意，先在全国青年中募兵十八万人，组建龙骧军第九、第十兵团，如此龙骧军可随时机动的兵力便有五十万，足以战胜大幅扩军后的辽国。

与耶律贤比拼军队人数，殊为不智，大草原上几乎人人生长于马背上，精于骑射。

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，连属国在内千万人口，大军竟有一百二十万人，可称从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百姓尽皆上阵从军。

此事待朕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

王著见柴宗训采了先扩军两兵团十八万人的稳健之策，颂扬了几句后，遵旨告退出了殿。

午后在养心殿处理了一批重大政务的奏折后，时已申时，柴宗训起身往宝慈殿陪母后及一后五妃一同进晚膳。

在唐朝以前，中国饮食文化以分食制为主。

自周礼确立后，儒家提倡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统治者为强调等级意识，分食制很好完成了这一意识的表达。分食制作为一种饮食方式，其饮食文化非常大的影响到了王朝的统治。

新朝的建立就非常需要统治加以巩固，而分食制其中的规矩意识、等级文化很好的帮助了当时的统治者，所以在唐前期分食制仍然是主要的饮食方式。

唐前期，新生王朝为了巩固地位，分食制无疑是最好的教育方式，既能树立规矩意识，又能巩固阶级基础，这样的饮食文化非常符合唐前期王朝的需要。

唐中期，经济飞速发展，工商业繁荣，百姓收入提高，消费能力有所改善。

而在大唐开放包容、华夷一家的国策下，许多少数民族在这时进入中原，高大的胡人家具的传入，开始改变分食制，合食制出现并发展；后期，安史之乱后，百姓渴望安定团圆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