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理性知道飞机安全性极高，但大脑仍会联想到高处坠落，密闭空间等致命威胁，从而产生焦虑。

心理学中的控制感理论指出，人类需要通过掌控环境来降低焦虑。飞机飞行时，乘客无法干预气流颠簸、机械故障等风险，这种失控感会激活大脑的威胁检测系统。

例如，飞机颠簸时，乘客会下意识抓紧扶手、心跳加速，正是大脑试图通过物理动作恢复控制感。

媒体对空难的集中报道、影视作品中飞机失事的惊悚画面，会通过可得性启发式强化公众对飞机的恐惧。

大脑更容易记住罕见但冲击力强的事件，如空难，而忽视日常更常见的交通事故。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人们高估飞机风险，形成心理放大效应。

恐高症的核心是大脑对高度的错误解读。当人站在高处时，视觉系统看到地面遥远，但内耳的前庭器官却感知不到身体在移动，这种冲突会让大脑误判为失去平衡，从而触发保护性恐惧反应。例如，站在玻璃栈道上时，即使明知安全，大脑仍会发出即将坠落的警报。

精神分析学派认为，恐惧可能通过家庭或文化环境习得。若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高度的强烈恐惧，如禁止爬树、拒绝坐摩天轮，孩子会将高度与危险建立关联，形成条件反射。

此外，童年时期从高处跌落的经历，可能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强化恐高反应。

存在主义心理学指出，恐高症可能反映了个体对脆弱性的深层恐惧。站在高处时，人会直观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力，这种体验可能触发对死亡、失控等终极问题的焦虑。例如，恐高者常描述在高处时感觉生命不受保护，实则是心理防御机制在抗拒直面脆弱。

认知重构。通过学习航空安全知识、统计数据，用理性对抗直觉恐惧，如了解飞机事故率远低于汽车。暴露疗法。逐步接触恐惧源，如先从低处观景台开始练习，降低大脑对高度的敏感性。正念训练。在恐惧情境中练习觉察身体反应，如心跳、呼吸，将注意力从危险想象转移到当下体验。

恐惧是人类为生存进化出的保护机制，但过度恐惧会限制生活。理解其心理根源后，我们既能尊重这份本能，也能通过科学方法与恐惧和平共处。正如荣格所说没有一种觉醒不带着痛苦。直面恐惧的过程，或许正是自我成长的契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