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在一个破旧笔记本的扉页写下：“我的女儿，你的名字我还没想好。但你必须活着。你必须知道，你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证据。”

她从旅馆窗户望出去，高楼正在晨雾中苏醒。

她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有明天。但孩子，必须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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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丽安娜躺在产床上，没有家属，没有陪产，也没有为她祈福的电话。她咬紧牙关，手指死死抓住金属扶手。没有叫喊，没有眼泪，只是盯着天花板那道剥落的白漆裂纹，仿佛用尽一生的力气在记住今天。

她生下一个女孩。

护士将婴儿清理后轻轻抱到她面前问：“取名？”

玛丽安娜的嘴唇动了动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只是轻轻摸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然后把头转向另一侧。

过了几分钟，她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随你们填吧。”

她穿好衣服，在凌晨五点医院换班之前悄悄离开。她没有多看那张婴儿登记表，只知道那张表会随着福利院的车到来而被带走，成为港城系统里的一个身份。

她沿着佐敦道走到地铁口，天刚亮，空气里混着夏天的潮味和消毒水残留。她突然停下脚步，默念：“她会比我活得干净。她不需要姓氏，也不需要原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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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乞求前雇主郭林颂恩在她的潇楠酒店集团里给她一份工作，她做着任何能换来现金的黑工。洗酒店床单，收垃圾，打扫私人诊所，夜里去茶餐厅洗碗，白天在酒楼帮人包点心。她从不问价格，只求不要被驱赶回国。

她租住在北角一间无窗劏房，半夜醒来经常咳嗽不止。起初她以为是尘螨，直到2004年的某天咳出一口血。

她偷偷去了医院，借用他人身份挂急诊。医生看完片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肺癌晚期。”
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问多久，只轻轻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她拨通了那个她曾发誓永不再拨的号码——郭维峻的秘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