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城那边的排查像一把撒进河里的网，拖了三天，拉上来全是水草和烂泥，一条鱼都没有。

高远和林建国在省城待了两天两夜，查了六个物流园、十一个停车场、无数个路口监控，那辆白色金杯面包车的踪迹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就彻底断了，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
没有车牌号，没有清晰的驾驶员面部图像，没有任何一条可以继续往下追的线。

林建国回来那天晚上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瘫在沙发上。

他瘦了，不是那种明显的、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瘦，是那种只有离得近才能感觉到的那种——颧骨下面的肉薄了一层，下巴的线条更尖了，警服的领口比两周前大了一号。

母亲端了一碗热汤面放在他面前，卧了一个荷包蛋，蛋黄的边上煎得焦黄焦黄的，他吃了两口，放下筷子，靠在沙发上，盯着天花板，不说话。

林月坐在他旁边，也没有说话。

她把茶几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——把奶奶的毛线筐挪到一边，把母亲看了一半的杂志叠好放在角落，把遥控器摆正。

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轻，像一只在房间里悄悄走动的猫。

等一切收拾停当，她坐下来，把小本子翻开，看了一眼上面写的那些字，然后合上。

“高队说，查不下去了。”

林建国忽然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，“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塑料桶的买家找不到，白色面包车消失在省城，王建国的手机通话记录最后几个电话都是打给陌生号码的，全是路边买的黑卡，查不到人。”

林月没有接话。

她知道这个时候不需要说话，需要的只是坐在旁边。

“家属今天来所里了。”

林建国用手掌搓了搓脸，那声音像是砂纸在木头上磨，“王建国的老婆，还有一个儿子，十来岁，上五年级了。他老婆在接待室里坐着，没哭，也没闹，就那么坐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，问他老公到底是怎么死的，问了好几遍。”

他的手从脸上拿下来，垂在膝盖上，指节粗大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有几根手指的指尖还沾着一点墨水，大概是签字的时候不小心蹭上的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能说什么？说他被人勒死了？说他被冻在冰桶里四个月？说我们连凶手是谁都没查出来？”

林月伸出手，放在父亲的手背上。

那只手很凉，骨节突出，皮肤干燥，像是秋天被风吹干的树皮。

她的手指太短了，盖不住那只手，只能盖住一小部分，但那一小部分上，她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微微地跳动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