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·港城

机场航站楼外潮湿闷热的空气里，裹着残留的亚洲金融危机余震。这座城市刚刚从风暴中喘息，经济复苏起飞，股市楼市止跌，外资回笼，摩天大楼像是从废墟中抽出的新钢筋，闪着薄薄一层冷汗般的光。

22岁的女孩玛丽安娜拖着破旧的行李箱，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瘦削。她的白球鞋旧得泛黄，身上穿的是打折店的制服长裙，袖口略显脱线。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菲律宾，却是第一次把钢铁森林的港城当作永久战场。

她背包的夹层里，藏着一封信，信封早已被反复摊开揉皱，内容是“郭氏家族人事部”发出的佣工录取通知函，包吃住，职责为“家务助理，全天候轮班，服从主雇安排。”

她英语发音标准干净，不懂粤语，只能依稀看懂简体的拼音标注。入境柜台里，移民官像扫二维码一样看她签证，盖章，放行。

航站楼外，一辆深灰色的宾利停靠路边，司机戴墨镜，举着一块小牌子：“郭氏”。

她上了车，窗外高楼林立，镜面玻璃中掠过她疲惫的倒影。她问自己，这座城市是否能让她还清父亲那场车祸欠下的债？是否能让她的母亲不再为买药而偷偷卖掉嫁妆？

她闭上眼，耳边响起父亲在她离开前说的那句话：“家里现在只能靠你一个人了。”

那不是托付，是最后一根绳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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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水湾·郭家二儿子郭维峻大宅

玛丽安娜走进郭家时，第一感觉不是奢华，而是安静得可怕。不是普通人家的温馨安静，而是一种训练出来的“应声即到”的静。她把鞋脱得整整齐齐，低头不发一语，跟着身边的总管穿过玄关、走廊、茶水间、女佣集体寝室。墙面是定制欧式石膏线条，所有门把手是抛光金属，连浴巾都有郭氏刺绣。

她分到的房间在最下层，和洗衣房在同一走廊。屋顶太低，她只能半弯着腰整理行李。床是简易折叠床，一张旧纸条贴在墙上：“晚9点—早6点，静音时段。讲话不得高于35分贝。”

她不敢说话，更不敢抱怨。这不是她从前工作的酒店，这是另一种职业剧场，一场她必须全程登台却无对白的戏。

“她看起来还干净。”这是太太郭林颂恩看见她第一眼的评价，语气里没有恶意，只是像挑选一件新上架的银器。

当晚她就被派去主卧外守夜，因为郭林颂恩刚刚怀上了第三胎，需要24小时照顾。她的任务是守在走廊尽头，只要主卧灯一亮，就立刻出现在门边。

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份工作比酒店前台更像“哨兵”。她坐在走廊木地板上，双手搓着冻僵的指节，望着天花板上不灭的夜灯，一夜未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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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天傍晚，总管拿来一套熨得笔挺的西装递给她：“郭先生叫你晚上九点送到书房。”

玛丽安娜点头，没有表情地收下。

她准时站在那扇漆黑的柚木门前时，手指轻敲了三下，门从里面被一只修长的手推开，郭维峻穿着一件熨得无褶的白衬衣，扣子松开了一颗。

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叫Mariana？我记得。”

她点头，不敢多说。

他淡淡地笑了笑，目光如水银般滑过她的发际线和锁骨：“不要怕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。”

郭家书房的地毯极厚，走上去几乎听不到脚步声，像是特意为了让人“不留痕”。玛丽安娜站在门边，双手垂在制服裙侧，但郭维峻没有放她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