镰仓时代，元久二年冬。

小野村藏在越后山脉的褶皱里，像一粒被神明遗忘的米。三十七户人家，百来口人，靠山吃山，靠死去的祖宗留下的规矩活着。其中一条规矩是：老人活到六十八岁，就该自己走进山里去死。

不是立刻死，是“参山”——带上三天的米，一壶水，独自走进深山。三天后若回不来，便是山神收去了；若回来，全村人的眼神会比冬天的溪水更冷。近五十年，没有回来的人。

阿助的母亲，今年六十九了。

去年冬至，母亲六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村老们送来一升米，一个竹水筒，话没说，只是放在门口。母亲收下了，却没动。她说腿脚疼，等开春。

春天来了，她又说等看完今年的樱花。

樱花落了，她说等田里的秧苗插完。

如今已是深秋，山毛榉的叶子红得像血，村老们的眼神开始长出刺。昨天，最年长的源藏爷挂着榆木拐杖来了，在阿助家的土间站了半晌，最后只说一句：“该上路了。”

阿助跪伏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冰冷的土地，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今夜，阿助在灶间磨柴刀。刀石与铁摩擦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里像某种小兽在啃咬骨头。里屋传来母亲的声音：“阿助，还在磨吗？”

“就快了，母亲。”

其实刀早就磨利了。他只是在拖延时间。

里屋的纸门上映出母亲的剪影。她坐在被褥上，背挺得笔直，手里在做针线——在缝一件新的衣服，白麻布，针脚细密。她说要穿着新衣上路。

“明天，我自己能走。”母亲的声音平静，“不用你背。”

阿助的手停了。柴刀锋利的刃在油灯下泛着寒光。

“山路险，”他说，“我背您。”

沉默。只有灯芯燃烧的噼啪声。

良久，母亲说：“那就辛苦你了。”

阿助继续磨刀，磨到刀身烫手才停。他吹熄油灯，躺在冰冷的榻榻米上，睁着眼看黑暗。屋外，山风穿过峡谷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背着他上山采蘑菇，那时母亲的背很宽，很暖，山风也是这样的声音。

但那是很久以前了。

现在母亲的背佝偻得像一张用旧的弓，皮肤松垮地挂在骨架上，眼睛浑浊，看人时总像透过你在看别的什么。更可怕的是，她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气味——不是老人味，而是更深的、像潮湿的泥土下埋着什么正在缓慢腐烂的气味。

阿助翻了个身，强迫自己入睡。

明天还要走很远的路。

天未亮，阿助就起来了。

他煮了最后一锅米粥，蒸了两块年糕。母亲已经穿戴整齐，那件新缝的白麻衣穿在身上，空荡荡的，像套在稻草人上。她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仔细咀嚼，仿佛要记住粮食最后的气息。

“米缸里还有半斗米，”母亲说，“够你吃到明年开春。后山的竹林里，我埋了一坛钱，在你父亲死的那棵松树下，三尺深。够你娶个媳妇。”

阿助喉咙发紧，说不出话。

“腌菜在桶里，够吃一冬。你的棉衣我补好了，在柜子最上层。”母亲放下筷子，碗里的粥还剩一半，“好了，走吧。”

阿助蹲下身。母亲趴到他背上，轻得不像个活人——骨头硌着他的背，几乎没有肉。

村口，源藏爷和几个老人已经站在那里，像几截枯木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是默默看着阿助背着母亲走上进山的小路。那是条几乎被荒草淹没的路，只有弃老的人才会走。

阿助不敢回头。

山路起初还算平坦，但越走越陡。母亲在他背上很安静，只在他脚步不稳时，轻轻“啊”一声。

“母亲，重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重。”母亲的声音从耳后传来，“你小时候，可比我现在重多了。”

阿助鼻子一酸。

走了约莫一个时辰，太阳升到头顶，林子里却依然昏暗。这里的树长得异常高大，树冠交错，遮天蔽日。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寂静中只有阿助的脚步声和喘息声。

“停一下。”母亲忽然说。

阿助把她放下，靠在一棵巨大的杉树下。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几块腌梅子。

“吃吧，还有力气。”

阿助接过，梅子咸得发苦。他看向母亲，发现母亲正盯着杉树的树干看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棵树，”母亲伸出手，枯槁的手指抚摸着树皮，“我认识。”

阿助看向树干——上面刻着一些模糊的痕迹，像是文字，又像是图案，年代久远，几乎与树皮融为一体。

“您来过这里？”

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抚摸树皮，眼神遥远。“继续走吧，天黑了就不好走了。”

重新背上母亲，阿助觉得母亲似乎重了一些。也许是错觉。

又走了一个时辰，路彻底消失了。眼前是密不透风的灌木和藤蔓。阿助抽出柴刀，劈开一条路。刀锋砍在藤蔓上，流出的汁液是暗红色的，黏稠得像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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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左转。”母亲忽然说。

阿助一愣：“您认得路？”

“小时候，我父亲带我进山采药，来过这里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“往左，有条近路。”

阿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转向左边。果然，劈开一片灌木后，出现了一条勉强能看出是路的小径，两侧的树木形成一个天然的拱廊。

但这条路感觉不对。

太安静了。连鸟叫声都没有。而且两旁的树形态诡异——树干扭曲，枝桠像挣扎的手臂伸向天空。更奇怪的是，有些树上挂着东西：破旧的草鞋，褪色的布条，甚至还有几串早已风干发黑的念珠。

这些都是“参山”的人留下的。

阿助感到背上的母亲在微微发抖。

“冷吗？”

“不冷。”母亲说，“只是想起了一些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母亲沉默了许久，久到阿助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然后，她低声说：“我父亲当年，也是从这里进山的。他六十八岁那年冬天，自己来的。我偷偷跟在后面，想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
阿助脚步一顿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更低了，几乎被风声吞没，“我看见他走到一处悬崖边，坐下来，对着山谷说了些什么。然后，他站起来，往回走。”

“往回走？”

“对，往回走。”母亲停顿了一下，“但他走的方向，不是回家的路。是更深的，山的里面。我跟丢了。三天后，他没回来。七天后，还是没回来。但一个月后的满月夜，我听见有人在敲我家的门。”

阿助感到脊背发凉。

“我去开门，外面没有人。只有地上放着一小捆柴，捆柴的绳子，是我父亲惯用的打结方式。”母亲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从那以后，每个月圆之夜，门口都会出现一捆柴。直到我出嫁那年，才停止。”

阿助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说这一定是母亲的错觉，或是别人的恶作剧，但话卡在喉咙里。

“继续走吧。”母亲说，“快到了。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到我该去的地方。”

路越来越难走。

阿助的体力消耗很大，汗水浸湿了衣服，又被山风吹冷，贴在身上。母亲越来越重，重得不合理——仿佛每走一步，她的体重就增加一分。

“母亲，您是不是……”阿助喘着气，“带了什么东西？”